一片冰心在玉壶

   一封极为珍贵的上山下乡“通知”

早几天，我再次收到朱平转发的老同学朱锦阳从德国寄来的一封通知书照片，对我们1965年入南京外国语学校读书的这一届来说，这是极为珍贵的。请看：

这封通知书我是第一次看到，估计是学校寄给家长的。

想想当年等分配的日子真是难熬，感觉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几乎每天都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的，也不知命运将把我们抛向何方。那时同学中盛传着“小道消息”，说我们这一届可能会被“发配”到边疆去，或者“下放”到苏北大丰农场去，听得人心惊肉跳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后来，有“消息灵通”人士从市里探到可靠消息，说我们这一届到南京农林系统插队，仍属城市户口，配有粮油供应。“乌拉，上帝保佑！”大家奔走相告，总算松了一口气。

看了这封通知书，我才知道学校召开大会的时间是1974年12月5日下午。   
    记得那天大会是在饭厅兼大礼堂里召开的，全校师生都参加的。我们这一届英德法三个班的学生都坐在前几排，享受着“校领导”的待遇。先是“工宣队”头头做动员报告，通篇都是华丽的革命词藻；接着是我们毕业生代表发言，表示服从分配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；最后是仍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代表发言，表示要向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，毕业后也要到“三大革命熔炉”中去锻炼成长。

我们是1974年12月20日到红卫林场插场的，这样看来，准备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4天。我已经记不清在那段日子里自己做了些什么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准备的，从1965年小学三年级就在学校寄宿，一直到1974年高中毕业后离开，早就过惯了集体生活，加上这次到林场插场还是一个班的同学在一起，感觉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。

那天是我爸爸到学校送我的，就像他当年送我到学校报到时一样。我的行李就三样，一个樟木箱，一卷铺盖，一个网兜。在校门口，我们英德法三个班分乘三辆学校租来的大通道公交车，教过我们的老师不少都来了，为我们送行，我记得有：何国毅老师、杨佩祥老师、鲍福余老师、张业翔老师、谢文娟老师、羊绿茵老师、郭涛老师等。车子缓缓开出校门，我们隔着车窗向老师们挥手告别，向生活了九年的校园告别。那天是阴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寒风一阵阵吹来，很冷，冷得心里直发颤。